厦门土白或是口语，亦即本字典所试图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现给世人的语言，也被一些人冠以“厦门方言”或是“厦门俗语”的名称，并且在某些场合下，它也等同于所谓的“福建方言”，也就是牧师Medhurst博士在他的四开大的同名字典里所阐述的语言。但是“方言”“俗语”这样的词却错误地解释了它的本质。它不仅仅是一种方言或行话：无论是平民还是社会顶层阶级，无论是愚昧之徒抑或饱学之士，此语言都被广泛地使用；诚然，有学问的人会添加一些儒雅的或是带着学究气的词语，不过，这些都是无足轻重的赘疣而已（即使它们是按照厦门音来发音的），而这些精英的、博学的阶级的口语，在主体和本质上与那些农民、工人和船夫的口语是完全等同的。

“方言”这个词也没能传达出关于其独特性质的任何正确的概念；它不是其它某种语言的地方性变体；它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语言，是在中国土地上被划分出的许许多多彼此迥异的语言的其中之种。

所谓中国的“书面语言”在整个国家内的确是统一的；但与其说是一门语言，毋宁说是一种记音符号；因为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人在朗诵这种通用书面语时，他们采用不同的发音，所以虽然书面形式只有一个，但从书中朗读出声时，就分化成许多种语言。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书面语虽然可以从书中被朗诵出来，但是，不管是什么地区，也不管是以什么发音方式，并没有人在说它。最有学问的人，即使在同阶级内部间交流，也不可能用这种语言来作为日常口语。它其实是一种已死的语言，它和中国诸多种类的口头语言的关系，就有些类似拉丁语和西南欧诸语言的关系。

在中国生活的欧洲人与美国人已经研究了中国的许多种口头语言，包括官话、客家话、广州和厦门的白话等等。它们都不是某个语言的方言；它们是同源的语言，彼此间的关系就如同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叙利亚语、埃塞俄比亚语和其它闪米特语族内的语言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就像人们广泛引证的英语、德语、荷兰语、丹麦语、瑞典语等语言间那样的关系。

另一条论点也有力地批驳了这些语言是“方言”的论断，那就是，这些语言本身的内部就存在着真正的方言。譬如，最权威的官话，其内部就至少存在三种显著的“方言”：北京人所操的北部官话，南京人和苏州人所操的南部官话（苏州不是，GnuDoyng译注），以及四川人和湖北人所操的西部官话，等等。

同样地，由于这门语言找不到更好的名称，我们可以称其为厦门土白或是厦门口语。在该语言内部就可以找到许多真正的方言，尤其是漳州话、泉州话、同安话，以及厦门话本身。在这本字典里，厦门人的口语形式被视为标准，其它的地域性变体，如漳州和泉州的方言则被打上标记，同安、漳浦和其它很多地区的变体也是如此。

人们相信，操厦门话（包括其下属方言）的人数有八百万到一千万。这是记录这门口语的第一本字典。关于中国通用书面语已经问世了数目颇丰的字典。这其中的一本，即牧师Mudhurst博士的《Dictionary of the Hok-kien Dialect》，记录了漳州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漳浦音，即Chiuⁿ-pó•）的汉字。一些通俗用语也被记录在牧师Mudhurst博士的字典里，但数量很少，而且完全只存在于漳州或漳浦方言里，此外不幸的是，字典给出的通俗语形式很不准确。其它的出版物中，唯一有点接近字典形式的，就算Doty和Macgowan的手册（指《Manual of Amoy Colloquial》一书，GnuDoyng译注）里非常简短的词汇表了。

这本字典的基础是美国长老教会传教士J. Lloyd牧师准备的词汇手稿。1855年，当我来到厦门时，我誊抄了一份自用，并增添了一些摘自Doty手册里的词汇，此后，我便一直持续地扩充和重新排列这些字词。在抄完Lloyd的词汇表的若干年后，我校订了伦敦传教会的Alexander Stronach牧师撰写的字典手稿。后来，我还通篇检查了漳州和泉州方言的本土字典，以及一本尝试将官话字词翻译成厦门话的本土字典。在这些本土作品中，唯一真正有价值的是那本漳州或更准确说是漳浦音字典，名为《Si̍p-ngó•-im》（《十五音》，GnuDoyng注），Medhurst的字典就是基于此书完成的。有了这些原始数据可参考，我几乎用不到Medhurst的作品了；因为他字典里那些不是来自《Si̍p-ngó•-im》的通俗语是经不起推敲的，而其它有价值的书语也非我所求。Macgowan的手册尽管对初学者很有裨益，但对我而言，它的出版姗姗来迟。我在浏览该书的时候，只找到了屈指可数的几个未被写入我手稿里的词汇。

没有人会比我更在乎这个作品的瑕疵了。最初，这本字典完全是为了我自己的使用而准备的。随着词汇量的扩张，我希望它也能以手稿的形式被初学者使用，或是誊抄，删减，或者被后继的传教士们扩充；因为他人的不断要求，尤其是在厦门三个新教传教团的所有成员的正式促请下，我终于同意将之付梓。我要为本字典的所有错误和缺陷致以歉意。本书致力于填充空白，满足亟需；而且，只有在这本书被超越或是遗忘，或者它仅仅是作为另一部更为完备且精确的作品的奠基而被后人铭记之时，我方能体验真正的欣慰。

当厦门的传教士们请求我将编撰好的手稿拿去出版时，伦敦传教会的John Stronach牧师，还有美国规正宗传教团的神学博士John Van Nest Talmage牧师，也同时被指派来协助我修订手稿。Stronach先生从首至尾浏览了全书，但Talmage博士因其它要职在身，连几十页的修订工作都勉为其难。他们修订完毕后，我在誊抄给印刷商的同时还有必要协调并重塑全书（添加修改了他们未曾过目的大量内容）。所以这本书中，很大部分的精华都源自我的助手，而一切讹误都须归咎于我。

最严重的缺憾便是汉字的阙如。这是由两个原因所造成：第一，大量词汇根本就找不到对应的汉字，它们可能占了全部的四分一或三分一；而且，我在休假的时候也无暇去寻找其它缺失的汉字，其中有不少是罕见的汉字，还有很多也很难从该语言的书语和口语形式间的大量变体中被识别出来。第二，即便找到了，我在家里印书也很难甚至不可能用到汉字。因为厦门没有印刷这类书籍的设施，我不得不借着休假的时间在自己家中印书；而且在我回到中国后，我也无法从传教工作中抽出足够长的时间把它送到其它港口去印刷。我希望在两三年后出版一部对译本或是续编，把能够找到的汉字都包罗进来。但是，在对书中汉字的缺失深感遗憾的同时，我却在某种程度上乐见此结果。因为它可以有力地说明这样的事实：厦门土白是一门独立的语言，它的存在毋须仰仗于汉字。我还企望，这样能鼓励许多曾经被错综复杂变幻莫测的汉字所排斥的人加入到学习该语言的行列中来。毋庸置疑，每位传教士，以及每位被认为是学者的人，都必须学习汉字，因为这门土白或口语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不可能产生任何真正意义的文学。

另一个令我遗憾的缺陷，是这本字典中植物、动物、医学等条目的匮乏。在这里，时间的不足依然是借口，相信我的读者可以体谅。许多这样的名词条目是从诸如《The Fuh-chau Recorder》（Fuh-chau是福州的旧称，GnuDoyng译注）、《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The Phœnix》、《Dr. Porter Smith's Book on Medicines》以及各种书面语词典等作品中摘选出来的，我无法核实它们的真确性，便不假考证地录入字典中。

对一些人而言，英译汉部分的缺失也是很大的遗憾。不过，那必定要写成另一部作品了。汉语的思维和表达的整体风格与特征与英语云泥殊路，即便在英语中找到了与其最相近的对应表达方式，彼此间也存在差异。所以，转换字典的翻译方向乍看起来是件轻松的工作，但其实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不啻原版字典的编撰。

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我依然坚信这本书能对那些学习厦门语的人发挥作用。我的首要目标是帮助那些投身于基督传教事业的人们。出于此意图，我不遗余力地将我所获得的关于该语言的所有知识都完整地展现出来，因此，这本书对于商人、旅客、水手、口译员以及学生也同样有用。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都应该学习他们的语言，藉此方能直接同他们交谈，而非使用像广东英语或是“洋泾浜英语”这样的卑贱行话，或是把谈话的控制权交给口译员。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剔除误会所产生的争端与不快，使得不同民族间的交流愉悦且互益。

因为时间的不足，导言和附录的说明文字最终被删减了很多。因此我无法科学地处理很多主题，但是，这些文字已经足以帮助读者使用本书并习得语言，对于这样的实用性，我已经很满足了。

最后，我要衷心感谢英国长老教会外国传教会的会长，尊敬的Hugh M. Matheson，以及来自Bolesworth的尊敬的Robert Barbour，还有尊敬的下院议员C. E. Lewis。他们赋予我仁慈的慷慨，使得这部作品的出版成为可能。